Chapter9

 The Digital Divid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在一個全球觀點中的數位落差

(選自Manuel Castells的The Ineternet Galaxy第九章)

小玲 貞延 劉燕青 整理  南華大學社會所

  前言

在社會、經濟及政治活動領域的網路中心是這些沒有或有限制的近用網路及不能效率地用網路之邊界(marginality),令人懷疑的是網路被預言是自由、生產力、縮短數位落差的工具。網路擁有者(haves)與非擁有者(have-nots)的差異在於增加存在不平等來源以及在複雜互動中的社會排斥之間的基礎分裂(cleavage),其複雜的互動增加資訊社會所承諾的狀況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gap)。現在有些簡單的議題在調察中趨於複雜:人們和國家之間變得互斥(excluded),因為他們自網路基礎的網絡中失聯(disconnection)?或更甚者:因為他們的互聯在經濟文化中更加互賴,以致他們在其所屬的物質福利與文化認同上得以改變?在什麼條件下,或是為了什麼目的,包含或排除在網路為基礎的網絡是否能變成更好的機會或是更大的不平等?以及什麼樣的因素在近用網路的情況下,其功能會是多樣性(diversity)Castells將以兩個不同角度(headings)來解釋這些問題:一、將檢測數位落差的各種定義,以及它們與社會不平等來源的互動,而其大部份的資料驗證都是以美國的數據為主。二、全球的數位落差,因為全球中網路近用在國家與區域間的差異也是很重要的以致這類的數位落差議題常被討論。

數位落差的面向

        數位落差通常指的是網路近用的不平等。Castells提出,單單近用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卻是在網路中正在增加組織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團體中必要的條件。他以美國商務部國家通信及資訊委員會(US Commerce Department’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1995年到2000年的報告書為例,2000年八月,3歲以上的人口,美國有41.5%的家計單位及44.4%的個人上網,而其中有51%的家庭有電腦。由此可知,上網的社會團體是各式各樣的,而接下來將以個人的資料來分析未來網路使用的情形:

1.      收入情形:共有70.1%$75000上網,其中,~$1500018.9%$15000~2499918.4%$25000~3499925.3%

2.      教育水準:大部份都是大學畢業或以上:74.5%,另外,高中畢業的是30.6%、高中以下:21.7%

3.      年齡:約莫二十歲左右的年輕族群超過50%上網。

4.      職業:勞工是網路上的弱勢,其中只佔了56.7%就業人口的29%

5.      種族/族群:除了白人與非裔美國人之間的上網落差外,其非裔美國人裡也有其層級上的差異,而高收入的非裔美國人和中南美裔(Hispanics)是落在同一層級中的。

6.      性別:44.6%男性、44.2%女性上網,在20008月時女性上網人口已超過男性,而數據也顯示女性上網時間比男性還長。

 

利用家計單位資料分析發現三項問題:

1.      家庭情形(family status):單身或未婚的家庭與有小孩的家庭間有所差距:(28.1%60.6%),不過以女性為主的家庭亦為弱勢。

2.      地理上(geography):都市人口上網能力較高。

3.      無行為能力(disability):無行為能力上網者有78.9%來自於視障、81.5%來自於聽障,不過隨著收入的提高或年齡的增加,其有無行為能力的差異就比較小。另外,無行為能力的女性較男性不利(disadvantaged)。總之,周密的公權力介入遠比設立無障礙空間的網路讓無行為能力者近用網路來得重要。

另外,還有個明顯的鴻溝存在,即不同收入家庭小孩的上網也有所不同,而這將影響未來可預見的結果。根據一些數據顯示,低收入互家庭僅管有電腦,但還是無法上網。

若欲瞭解近用動態上的差異,那麼必須從時間觀點來看,自1998年到2000年大部份的鴻溝是縮短的,預計未來在性別、收入、年齡上的差距是越來越小,而未來僅管是勞工也會超過50%上網,網路將成為不可或缺的專業性工具。另外,農村上網起步慢,所以將近75%的家計單位需要20個月才有可能上網;而單身家庭上網率也越來越高,與高收入同水平的雙親家庭差不多,未來以女性為主的家庭上網也會呈兩倍成長。

種族上的鴻溝是越來越高的,但種族不平等在網路近用差異上又如何結束(play out)?調查上發現,在學生上網族群中,並無白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差異存在,因為學生不論有沒有個人電腦,上網的機會還是很大的,不過研究發現,以收入和教育來看,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在家是很少有電腦的,因此在家上網機率就低,網路近用的程度也就低。如果在家電腦擁有率及電腦使用接受度提高,種族上的數位落差是有可能改善的,其原因如下,一、電腦價格下降;二、許多公共區域如學校、圖書館、社區中心等都可以上網。

對於他們兩者而言,語言議題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近來的移民都有英文知識的限制,因為有87%的全球性網頁都只用英文。另一方面,透過往路和祖國的傳播可以更便宜也是近來移民者上網的誘因。語言本身不是問題,因為網路是全球性的而也有很多西班牙語的網頁(實際上,西班牙語的網頁成長速度比英語網頁快)。研究發現,少數民族通常上網是用來找工作、教育、健康諮詢,以及每天生活議題的管理,因此對於移民者而言,在美國生活英語卻是一大障礙,除非中南美裔數量成長到一定程度後,其購買力也足以影響市場,那麼將會有雙語的網頁出現。

總之,就美國的經驗而言,以2003年已有63%的普及率來看,數位落差在近五年內將得以消弭,不論是在上述的那一面向上。當然,相同的情況也會發生於其他不同的情境中,如俄國(Kiselyova & Castells2000)。再者,Castells200011月的數據做北美和歐洲的比較發現,歐洲的數位落差較北美的情況嚴重,如在55~64歲的上網人口,美國就有44%但歐洲只有12%;歐洲的女性上網人口也只有20~35%左右。

網路在社會不平等近用的情況下崛起,也許在媒介的架構和內容上會有持續性的結果產生,這是我們所未能理解的,而網路的複雜性也將阻卻低教育程度團體的接受度。然而,當自由主義派遇到困境時,網路提供了機會,如文化菁英主義的價格,網路自1990年起便提供了客製化(commercialized)的使用,隨之而來

的是消費模式與社會組織模式的改變促使了西方社會的進步,而網路對於未來或許更有顯著性的影響。

新科技的落差

科技的不平等似乎是減少了,另一個問題卻浮現了:高速寬頻服務使用的差異。網路的速度和頻寬對在網路上實現個人的抱負之希望是相當必要的,人們工作和生活所有的計劃服務和應用依賴於這些傳輸科技的使用。因此,可能發生一般民眾最後使用撥接連線網路,全球的精英已經開始使用較高的網路空間了。根據NTIA2000年的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0年八月只有10.7%的家庭使用寬頻網路,剩下的則是使用固定式的撥接網路服務。不同頻寬網路的使用受到所得、教育和種族的影響,美國的亞洲人使用比率最高(11.7%)、再來是白種人(10.8%)、美國的非洲人(9.8%)、西班牙人(8.9%)。

有兩點需注意的,一是最低收入的階層顯示較低百分比的寬頻使用;二是非家庭的網路使用相對於家庭的網路使用在全國寬頻平均使用上相對的花費較低。美國低廉的費用和較高技術的家庭寬頻使用預計在2005年超過1/3。此外,經由DSLUMTS網路使用技術在使用和接受上的發展並不對稱,因為服務供應可能很快,但回應可能很慢。不同的速度提供給不同的使用者,網路的傳輸速度是可變通的,不同的價格基準決定不同的網路連線速度,擴大了網路基準的不平等。

未來較富裕的家庭可以使用和享受網路所提供的資源,形成文化和社會的不平等,未來在網路世代成長的小孩是在非常不同的科技環境底下。

知識鴻溝

教育和長時間的學習造成資訊使用的增加之社會結果,成為工作成就和個人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當學習的比受教育的意義更廣闊時,學校還是最重要的學習機構,在進步的社會,學校迅速地與網路連結,美國公立學校連線上網從1994年的35%1999年增至95%,在2001年達到近乎100%,網路被視為教育系統的重要教育工具,在先進社會,教室中有電腦也會成為普遍。但在教育硬體、網路連線的投資與教師和學校職員的科技使用訓練上存在相當大的落差。

此外,網路使用的學習基礎不僅在於精通熟練,教育必須兼顧如何在網路經濟與社會中工作與發展學習能力,最重要的關鍵是從學習轉變成學習如何學。如何迅速地尋找、擷取、處理和使用資訊的能力,換句話說,新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是如何將資訊轉換成知識、知識轉換成行動的能力。但悲哀的是,目前的教師缺乏有效教學的能力。

教育不均衡的狀態和數位落差有四個關聯:一因為階級和種族所造成學校區域和制度的不同,在科技的費用上有相當大的差別;二是不同學校間教師的資訊素養的差異;三兒童致力和個人的發展能力亦造成資訊使用的差異;四在教學法革新的學校,給予兒童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的家庭,亦是造成數位落差的因素。

資訊處理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家庭環境會影響資訊處理能力的獲得,不同的家庭文化和教育會影響學習能力。根植於階級、教育、性別和種族的社會差異,議會影響其學校和工作上的網路使用,此數位落差在網路世代漸路端倪。

全球數位落差(p.260~296的倒數第五行)

網際網路非常迅速地、不平衡的散佈了這整個星球。在20009月,全球37800萬的網路使用者(世界人口6.2%)中,北美就佔了42.6%、西歐佔了23.8%、亞洲20.6%(包含日本)、拉丁美洲4%、東歐4.7%、中東1.3%,而非洲不到0.6%,且大部分集中在南非。這對世界人口的區域分布是極大的對比。網路滲入個別國家的程度在開發中世界非常的低,印度在2000年其使用者有極大的成長,但其上網人口只有150萬(只有印度總人口的0.16%弱)。相較起來,美國的上網人口為41.5%的家計單位,英國則是30.8%、德國24.7%。美國有13900萬的人可以從家裡直接上網,日本則有2630萬。全球經濟與溝通的網絡圍繞著網際網路在改變。

19971~19988月之間,網路使用者的數量靠四個因素增加,並而且每一區域的佔有率都劇烈地改變。雖然網路在美國和加拿大迅速地擴散,但北美的佔有率逐漸下降,從全球62.1%下降到42.6%,大部分其他的地區展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長,包括絕對數字及相對佔有率上:亞洲的全球佔有率從14.2%成長到20.6%,並且在絕對數字上已經逐漸接近歐盟,雖然歐洲的佔有率從15.8%成長到23.8%。東歐是一個成長率最高的區域,從1.8%4.7%。澳洲則是平均的成長,從2%2.4%,全球人口比率滲透率最高的區域之一。中東由0.8%成長到1.3%。拉丁美洲有將近雙倍的成長,從2.3%成長到4%,總使用者人數超過1500萬人。當印度在2000年末只有150萬個使用者,這個數字必須相較於1999年的27萬使用者數量來對照。非洲雖然網路人口成長了三倍(700000成長到2124800),但佔有率卻從0.9%降到0.6%。在全球科技典範的迅速改變下,落國家比先進社會表現的更好來提升它們的等級:如果它們站在原地的話,它們將會更落後。非洲的關鍵指標是南非所擁有180萬的使用者,雖然這個指標可能低估了它們,它們的報告顯示全非洲的使用者有310萬,130萬人是來自南非以外的非洲地區。特別要注意開發中地區(尤其是非洲)的網路連接點,其網路的連接點通常都是由有關係的一群人共同擁有,所以標準的調查並不能提供網路在非洲或其他低所得地區擴散精確的情況。

整體上來說,近幾年我們可能看到網際網路在全球快速地擴散。新使用者的擴張將來自於開發中國家,只因為它們佔全球人口80%以上。就網路使用而言,東亞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地區。在2000年末,南韓是領導國家,42%的人口使用網路,其中25%由家中寬頻上網。台灣的滲透率超過36%,香港則將近30%。北京佔了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的1/3

       然而,網際網路在大部分國家擴散的情況,創造了更大的數位落差。關鍵都市的中心區、全球化活動、以及高教育團體,已經包含進入網路基礎的全球網路,其他地區則越來越無法參與。舉例而言,南非的網路使用急速地成長:網路使用者在199910月到200010月間,從50萬成長182萬。大部分的使用者都低於25歲,並來自高所得區。在2000年,南非900萬個家庭中有590萬無有線電話,210萬在離開5公里內無電話可用。不到1%農村家庭有電話,90%白人家庭有電話,但只有11%黑人家庭有電話。在智利(一個網路散佈非常快的地方)這個擴張被社會與地域所限制:聖地牙哥佔了57%電話線路及50%的網路使用者。26%的智利高收入者,佔了七成的網路連線。波利維亞(網路在90年代末才開始發展)在1999年末只有2%的人口能在家上網(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在首都拉巴斯),拉巴斯與其他地方的落差越來越大。

在開發中國家,通訊基礎建設、網路服務提供者以及網路內容提供者的巨大鴻溝導致網路不同的使用方式,如同靠著這些正在使用的策略來處理這個鴻溝。

(一)面對全球溝通的必要,各國的關鍵活動(財務機構、媒體、國際商業、高等級政府機關、軍事、國際旅館、運輸系統)無法等待整個電信系統昂貴與漫長的改造。私有化與撤銷管制規定的發展通常透過一個必要的及矛盾的程序。因此,其系統(通常透過衛星傳輸來連結複雜的地區網路)為優先客戶的需求而服務。KislyovaCastells針對俄羅斯所做的研究:俄羅斯銀行與外國業務連結通常透過特定的電訊管道連結俄羅斯中央,大部分繞過俄羅斯老舊的電信建設

(二)網路服務提供者傾向於依賴歐美的網路中樞,成本的增加與複雜性造成網路的設計與維持的棘手問題。

(三)如同Matthew Zook所秀出的全球網路分布圖,網路內容提供者大多集中已開發國家的少數大都會區(例如:倫敦的網路領土就比整各非洲還大)。這個集中化使大部份地區網路的有效性與適當性產生偏斜。它開始於語言,78%的網站只使用英文,這對很多其他國家的人產生了障礙。但這也依賴於使用者在網路上能找到的內容的總類,以及對教育、知識不足者的困境。

當然,所有這些障礙並非不能打破,網路的彈性也允許其它的使用,它也適用於技術、制度、教育、以及文化情況下的使用者。但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更明白的說,網路與數位落差最近如何關聯於全球擴張,以及全球發展的程序。

       90年代,與資訊科技革命的擴張、新經濟的發展、以及網路的散佈相一致,世界經歷了一個不平等、偏極的所得增加。這個趨勢因國家與地區所不同。例如,中國與智利經歷了貧困人口比例的重大減少。少數國家的工業化(以及其他國家的都市)已經大幅提升他們的生活水準。在另一方面,傳統經濟的瓦解、南美與亞洲的金融危機、非洲與中東的社會危機與經濟的停滯、以及大部份國家社會排除的模式,已經使大眾面臨生存與毀滅的邊緣。在2000年,將近50%的地球人口試圖用2美元過一天,有相似狀況的人口急速增加。在另一方面,20%的人決定了86%的財富。這種不平等在青少年間更明顯,因為80%4/520歲以下的人居住在開發中國家。當照料全家每日的存活,女性繼續忍受貧困、不識字、健康問題的重擔。

        大體上,生產力、技術、所得、社會利益、與生活水平在已開發國家和未開發國家之間的落差在90年代越來越大,雖然中國沿海地區的急速成長、印度高科技產業、巴西與墨西哥製造業輸出、阿根廷的食物輸出、以及智利的紅酒、魚與水果的銷售。環境狀況的惡化(包括自然資源與都市的迅速發展),估計一半的人口在未來25年會待在家裡【指沒有工作】。

       實質上,相關並不是原因,所以可能所有的社會與環境的問題在國際化與網路帶領經濟發展的過程上都是獨立的。它可能是,但它不是。它可以被爭議,新的科技經濟系統似乎導致不均衡的發展,同時增加了財富與貧困、生產力與社會排除,隨著它的影響分布在不同的地區與不同的社會團體。因為網路在組織的新社會技術模式的中心,這個全球不均衡發展的過程可能是數位落差最戲劇性的表現。這裡是它的爭議:

1)社會不均衡發展的過程關係到網路邏輯與新經濟的全球蔓延。如果能夠做為價值來源的每個人和每件東西,都能夠輕易的連結,那麼全球生產系統是同時被高價值跟有生產力的人所組成。由於新經濟的動態競爭,其他生產的方式被破壞,並最終從人們居住的地方被淘汰(或依賴它們對動態環境不穩定的連結轉型為非正式經濟全球系統,資源的機動性以及管理系統的彈性,允許全球系統從特定場所獨立)。

 2)教育、資訊、科學、以及科技成為以網路為基礎的經濟中,價值創造的關鍵來源。教育、資訊以及科技的資源的特徵是地球上極端不均的分配(UNESCO1999)。當開發中國家的學校人數急速增加,大部份的教育相當於小孩的倉庫(因為許多老師也沒有足夠的教育),且大部份的教育都工作過度而薪水太少,甚至大部份國家的教育系統是科技落後的,並且制度官僚化的。近年來當電信系統在全球各地改善,在國家與國內的地區間仍存在的很大的落差,不論在基礎建設的本質或電信稠密度。衛星傳輸與無線電話能夠允許傳統電信基礎建設的逐步配置獲得躍進,但這些開發投資所投入的財務與人力資源,卻在世界各地遺失。教育與基礎建設的缺乏,使得大部份的世界依賴法律的效益,並使得它們的經濟部門全球化。因為大部份的人口無法被這個部門雇用(因為他們缺乏技能),職業的與社會的結構變得逐漸二元化,例如2000年當南非的失業率超過35%,許多工作要求大學學歷卻無法得到供給:在19951999年,這一類工作的需求暴漲到35%。同一時候,許多專業工作者離開他們的國家,不能或不願意忍受為了新社會與政治環境艱苦的調整。

  3)這個全球經濟發達的連結逐漸影響全球的金融流(國家通貨與國家股市的價值最終將依賴的)。在系統性金融揮發的期間,變動激烈的金融危機是不斷重複的。任何危機都浪費勞動資源,它減少了能夠回到常規的人,它們以組成非正式經濟結束。

  4)如同新科技、新生產系統、新全球市場、以及網路交易的新制度結構,消除了傳統農業,農業人口的外移(尤其在亞洲)導致了無數的新移居者注定要為生存而痛苦,都市區域的經濟已經在生態悲劇的邊緣(Roy)。

  5)政府逐漸被全球資本資訊流所束縛,並被保護全球化的超國家機構所限制。接踵而至的管理危機導致規則的崩潰,即使他們不完全的福利狀況遭到攻擊。不同社會團體間的不同社會契約(不論它存在何處)受到挑戰。勞動變得個人化,產業關係的舊系統(由勞資雙方談判所建立)在公共部門避難,公共部門為少數受保護的勞工以及多數未組織的勞工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細胞分裂。

  6)在危機的覺醒與大多數人無法參與生產之下,一些經濟的競爭體嘗試了新的全球化方式:全球犯罪經濟(在全球網路中各種能夠獲得利潤所產生的不法交易),這個全球犯罪經濟精明且制度化的滲透、破壞個各國家。

  7)遭受來自政府異常的壓力導致了廣泛的合法性危機。依據1999United NationsGallup對全球輿論所做的調查,2/3的答覆認為它們的國家並不是照著人民的意願在管理。政府機構的逐漸變弱,減弱了社會調整由新的技術經濟系統的轉變所導致負面衝擊的能力。因此,這些衝擊逐漸擴大。

  8)在合法性危機的極端案例,大規模的海賊行為以及文明的戰爭(有時導致大規模的屠殺)被建立,導致了無數的人口外移、飢荒、傳染病。這是一個非洲的案例,但是一個如哥倫比亞般重要的國家,遭受了政黨間無止盡的戰爭,祕魯、厄瓜多都被他們的政權崩潰所衝擊,印度尼西亞在全面區戰爭的邊緣,菲律賓的民選總統在成為「賭王之王」後被驅除。

       似乎這些都和數位落差以及網際網路沒有什麼關係,然而這就是我要指出的。當遺棄了這些社會部門以及這些以價值創造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麼利潤的地區,網路基礎是經濟以及資訊系統的能力對世界各地社會的網路部門說明這個動態系統的關鍵點。當這些被遺棄的部門有控制人的能力,並擁有它們國家地方性的資源(如同公共機構)。因此,精英份子試圖用他們的力量影響人們,並且提供金錢以及能夠連接到全國各地之力量的全球網路。如同為了在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人們,他們試圖使用各種策略。他們在地方等級的非正式經濟下生存。他們試著在網路基礎的犯罪經濟下有全球化競爭力。他們動員以從全球化的當地精英取得資源,他們給這些精英施壓,分享他們從全球網路所獲的利潤。或者他們動員來建立他們自己的全球系統的中介機構,靠著挑戰這個狀況,不論透過分離或連續。

        基礎的數位落差並不是靠著連結網路的數量來測量,而是靠著連結與缺乏連結的結果。因為網路並不僅僅是一個科技,它是技術的工具以及分布資訊力量、知識世代、以及網路產能的組織形式。因此,開發中國家被混亂的網路所捕捉。一方面被分離或淺薄的連結到網路相當於在全球網路系統中被邊緣化。沒有網路的發展將會是同等於在工業時代發展工業而沒有電力。這就是為什麼在網路顯露出現行發展議題的深度誤會前常聽到這樣開頭的話「第三世界的真正需求……」(指健康、教育、水、電力)。因為沒有網路基礎的經濟與管理系統,任何國家產生為了覆蓋發展之需求所產生的資源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在可忍受的區域上(指經濟上、社會上,以及環境上)。

       若世界國家的缺少了全球經濟與科技的整合,將是另一種模式的發展:低科技密度(technology-intensive)、也許是低生產力產出,以及工具緩慢的改善,或許這樣比較能夠貼進歷史、文化、各國的自然條件,也能滿足大部份的人。然而,因為太遲而無法提供這種平靜的景象,網路經濟及資訊系統隨著網路速度而持續進行,並在很狹小的空間中發展軌跡。除了全球大災難以外,全球社會不太可能任由非科技發展形式存在,因為菁英的利益與認同是深植於當代的發展模式,生產、競爭、管理的網路邏輯是繁榮、自由和自治權的首要條件。

不過,這模式也可以是危機和忽視的處方(如前述)。實際上,網路紀元的第一年經驗是相當直接地指出這不是網路本身的結果,而是屬於數位落差。這介於個人、工廠、組織、區域及社會的落差使得物質和文化條件在這數位世界裡運作,而他們沒有或不能接受這改變的速度。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網路全球系統的網絡化邏輯帶出全球的機會,並且只要它是必要的便能連帶它所需要的計畫目標。隨之而來的是破裂的社會與組織,如有價的廠商、勝利的個人、仍然生存的組織之動態網絡。

當然,這過程是仰賴於人們的行動上,所以是可以修改或顛覆的,這不只是知識和權力意圖的問題,也在於各個國家數位落差的範圍(extent);產生社會學習過程的能力,如資訊和傳播科技基礎設施的建立;經濟體的管理者職位;勞力素質;社會一致性(consensus)的存在;社會重分配;深植於區域及可能管理全球的正當政治組織的出現;國家或社會行動者接受網路改變速度及過程的能力。數位落差正在變大中,而這是個多面向危機的落差;這新發展模式訴諸於蛙跳理論的全球數位落差上,它需要網路為基礎的經濟體、藉由學習及知識產生職位的力量、能夠操作全球價值的網絡,以及正當、有效率的政治組織的支持;它正形塑這類模式所產生的人類利益,當在靜止的時間裡(while there is stil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