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十六年，國內第一所以「出版」為專業研究領域的研究所在嘉義的南華大學誕生，消息很快的在出版業界傳了開來，一時間堪稱出版界盛事，慕名前去取經的出版界資深人士更大有人在。其實，在過去國內的大專院校中，並不是完全沒有出版相關的課程開立，只是多半是非常態性的被安排在大傳系或是文學所內的選修或必修課程。標榜以「出版」為研究主體設立「出版學研究所」，這確是頭一遭。如今幾年過去了，該所累積畢業人數已達八十一人，研究所也重新定位改為「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該所目前經營的情形和未來的展望如何？仍是有志出版的人士關心的焦點。因此，去年剛上任的該所所長萬榮水博士，接受本刊專訪，暢談自己的理念與所務規劃。此一專文，即是訪談的要點。

發展上的課題：定位、方向、強化教學、師資與專業課程、交流合作

南華大學位居嘉義，該所又是國內首創的出版科系，地處偏遠、師資更動的頻繁與不足，一直都是這些年來所的經營之先天不足且亟待克服的處境，一般人或許認為師資、資源資訊不足可能是最大的問題，但萬所長卻認為定位、發展目標與策略才是重點。面對這些問題，萬所長接任後也一直努力在解決，費心的與相關專業夥伴、師生等進行商討，經過八個月的努力，這些問題大致上都已明朗。所以，歸納為定位、發展方向、強化教學、師資與專業課程、交流合作五項課題來做說明。

先談定位的問題，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在萬所長接任之前就已改名，因為它隸屬於南華的管理學院。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與其他管理系所構成同領域的學術社群，大家的條理一致、資源共享，因此，要秉持管理的角度探討出版事業的問題。教學的內容屬性分跨出版學與管理兩大學群，才足以培養具有事業管理能力的專業出版人才。其次，銜接文化產業，並且優遊其中。政府正推動文化產業，特別是內容創意為主的文化產業，是出版產業的上游，他們的內容到某個階段多數都要經由出版等途徑而產品化和進行傳播、銷售，因此，現在談出版與出版事業的管理都不能忽略銜接文化產業的重要性。第三，關注華文出版共同市場的發展趨勢，從相關的問題當中探討出版產業的業者之間，如何在競爭的環境中，卻能夠透過合作加值，來爭取競爭的優勢和發展的機會。

重新定位的具體案例，就是出版所所徽的設計。起初以代表出版的「P」字配合增值鏈，在圖形上做向外推展的意涵之呈現，同時，也陸續發展與出版相關的代表物及其象徵，挑選出八種樣式在去年十二月底的出版所全所師生聯誼茶會上進行決選，而後納入各方意見做細節修改再定案。經過大家決選的所徽，整體以抽象化的線條色塊形式來展現，它以筆和書的形象代表整個出版事業，包括創作、成品和閱讀；增值鏈標誌用以代表管理，圍繞在出版事業，表示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是在出版產業的系統裡面，為這個系統作加值、推動其前進。以箭頭鏈串成圈，也隱含著資訊流圍繞著筆和書的意涵。

定位確定，接下來是發展方向的問題。出版所的發展方向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提升研究所的教學研究機能，逐漸累積研究實力與成果，來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和提供給業界可供參酌的專業知識。第二，積極與其他學術機構、業界建構聯繫乃至聯盟的網絡，共同促進出版產業的發展。

萬所長解釋說，所的經營初階目標是將所內的學習、研究氣氛帶起來。紮實的研究所教育過程，才能磨練學生的專業能力與品格，從而贏得未來的前程。而建構制度性的管道，持續推動台灣業界及大陸學者專家與所交流合作，有計劃地深入實務，才能讓研究所以系統知識分享業界。這樣雙管齊下的安排，是要讓資訊、資源與人脈連結成網絡，那麼，學生做研究、就業或者創業都將有譜有線。而這就是研究所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設計強健的教學機制 讓學生順利學成畢業

因為研究所是一個教育機構，所以它最直接的責任是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設計適當的教學內容與學習過程，讓來進修的學生能夠學到他們想要學會的內容。針對這一點，萬所長強調，研究所是透過研究求知的教育，訓練的重心在學生的思辨分析能力；因為，研究能力的養成，有助於企劃、分析和決策的應用，當為研究所教育的重心。

從這一點來看，南華出版所的學生有兩點特徵，其一，是入學前關於研究所要學些什麼、如何學，並不是有非常充分的準備，所以，這就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機制來輔導他們。第二，這個所的學生並不全部都是來自管理學域的背景，而是相當程度的反映出版事業的特性，有不少文學、藝術、傳播甚至哲學背景的學生，都願意來此進修。出版所既然定位為特定事業的管理研究所，那麼，對這些非管理學域為背景的學生，就有必要補充他管理方面的概念和知識。

萬所長接著提出他針對上述問題採行的三項措施：

第一：課程與論文研究緊密結合
根據最新的課程規劃，在剛入學的第一學期，「研究方法」和「論文導讀與討論」是兩堂必修的課程，前者主要是為建立研究生對基本研究方法的認識，後者則是建立出版的基礎相關知識；一年級下學期也有兩堂主要的必修課程，一門是「統計分析與資料處理」，一門是「專題研討與論文計畫」，前者也是研究方法，後者則主要是協助學生擬定論文方向、訂定論文題目，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規劃，可以幫助學生在一年級結束前擬出自己的論文研究計劃，並開始尋找指導教授。

第二：建立輔導制度
為了幫助學生順利的學成和畢業，萬榮水也針對輔導學生論文一事，做出了詳盡的規劃。首先，是建立輔導制度。由於南華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是一個很年輕的研究所，各種資源都還不夠豐沛，因此，在研究的領域上，萬榮水調整了過去散彈打鳥的方式，希望未來研究生的研究領域能集中在四大領域，分別是：

1.產業新興現象、結構性變遷與環境趨勢之研究。
2.資訊需求與消費行為之研究。
3.出版事業集團化經營之研究。
4.小型出版事業及個人工作室創業與管理之研究。

萬所長認為，只要集中耕耘，三到五年後就可以累積出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此同時，他也建立了論文主題審查制度，要求學生填寫一份審查表格。這份表格主要是在了解學生的研究方向、生涯規劃、論文的準備程度，以及學生在進行這方面研究時個人的優勢所在。這樣可適度避免學生一窩風去研究相似主題的資源浪費。學生必須在一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填寫一次，一年級下學期再填第二次。期間所上會針對學生的審查表給予積極的建議，如將校內及雲嘉地區的老師依專長分類，提供學生選擇指導教授時的依據。並將歷屆畢業論文、進行中的論文、可考慮的論文方向分別建檔，分送學生參考。經過這兩次持續性的修正與調整，一旦方向確認，二年級學生就可以努力朝目標前進了。

第三：鼓勵學生發表論文
為了提昇學術研究品質，所上也鼓勵學生發表論文，要求學生畢業前一定要在有審稿制度的出版相關期刊發表論文。研究所已於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創立《出版與管理研究》學術期刊。這是一個公開的學術討論園地，刊登有關出版與管理相關議題的學術論文，希望透過該刊物促進國內外學界交流，進一步提昇出版與管理實務、人文社會科學等跨領域的學術交流互動。除了鼓勵學生發表論文，萬所長也積極辦理學術交流活動，今年六月將與其他夥伴學校一同舉辦第一屆文化事業•創業及管理研討會。九月則將會與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合辦小型研討會，研討主題初步訂「華文出版趨向•合作增值模式」。萬所長認為，繼續貫徹這樣的方式，對於同學研究的興趣、能力和所的研究成績，都會有很正面的幫助。

持續改善師資與專業課程 邀北京大學教授來客座

有了完善的課程安排與積極的論文輔導制度，師資的充實仍然是個問題。除了目前的師資陣容以外，萬所長已邀得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蕭教授到所裡擔任客座教授，互動良好，以後也將續著這個管道，邀請大陸學者來所裡任教。本學期即繼續邀請到南京大學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來客座講學。雖然在研究所任教的師資，必須具備有博士學歷，但出版所同時也在找具有業界經驗的學者來任教，例如文化大學哲學博士黃漢青教授曾有經營出版社的經驗，教授出版與文化研究、閱讀理論與書報研究、出版編輯企劃與研究等課程；曾任桂冠出版社總編的歐崇敬博士，擔任出版理論與實務、專業出版與流行出版的經營等課程；台灣大學商學博士，現任台灣圖書館館長廖又生教授出版法規與著作權交易；具有副教授資格的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陳萬達，在所上擔任出版理論與實務、出版編輯企劃研究等課程的教席。

除了所上聘請的老師，萬榮水提到，目前在南華在職專班就讀的學生，很多都擁有豐富的業界經驗，加強這些在職專班的學生與一般生的交流，也是讓學生獲取實務經驗的有力資源。所內就曾經邀請在職專班的學生對一般生演講，分享業界最真實的經驗，也希望未來能建立實習制度，要求每位畢業生在校期間都需利用寒暑假進入企業實習。

至於前面提過的，歷年進入南華出版所就讀的學生可約略分為完全不同的商學院和文學院兩派學生，由於所學不同多少也造成課堂研討或老師授課時的困難。對於這點，萬榮水說，南華出版事業管理所雖隸屬於管理學院，但它不會是一般大學企管系畢業生的首選，也因為出版這個特殊的領域，歷史、文學、藝術、教育系的學生都有來報考的。為了照顧這些對管理知識較為陌生的學生，所上特意安排了管理理論這門必修課，並由擁有交通大學管理學博士，曾經擔任台灣新生報、台灣電影文化公司監察人的現任所長親自教授，將管理學濃縮為四個主要理論---組織理論、系統理論、領導理論、決策理論，希望能讓非管理科系畢業的學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管理學術的精華。此外，「出版事業策略研究」則是選修課程，可以提供更高段的管理背景知識。

推動與業界及大陸交流合作 觀察華文出版趨勢

對強化與其他學術機構與業界的交流，除了隨機辦理的各種專題研討會議之外，萬所長特別強調要建構兩條軸線，其一，是銜接文化事業，第二，是關注華文市場的發展趨勢，目前正在籌備成立「文化事業創業研究中心」與「華文出版趨勢研究中心」。

「文化事業創業研究中心」設置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文化事業創業及管理的研究人才，推動相關的學術研究。這個中心並且要設立推廣教育及諮詢服務，促進文化事業之創業及成長，同時也蒐集各種相關圖書資訊，整合領域理論與資源，舉辦各種學術交流活動、發行研究成果，以提供研究、推廣、應用的需求，同時達到拓展學術及實務之目標。具體的行動就是，九十四年六月南華出版所得到文建會的支持，會同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文學與平面傳播系、應用藝術與設計系、動畫與遊戲軟體設計系，嘉義縣文化基金會等單位，共同辦理「第一屆文化事業•創業及管理研討會」，討論的範圍包含創意產生、創意加值、創業及經營管理、後現代社會與文化消費四個主題。第二屆的研討會預計於95年5月13日舉辦。會議資訊請參考：（http://mail.nhu.edu.tw/~publish/datas/1104_data2.doc）

「華文出版趨勢研究中心」則偏重於宏觀的華文市場之發展方向，促進出版專業以及管理在當代社會中的推廣應用，整合世界出版專業、管理趨勢研究領域之理論與資源，舉辦各種學術交流活動，以拓展學術及實務的進步。

回首南華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的過去，萬榮水強調，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是一個教育機構，目標是在提昇在職的學生更多的相關專業知識，及培養尚未進入產業界的學生未來進入產業的能力，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課程的安排上就必須經過有秩序和條理的設計。透過正向的面對問題和積極的改革行動，期待未來能為出版產業及社會證明創立這個研究所是正確的，歷年來的所長、師生都做了很大的貢獻。萬榮水呼籲出版界繼續關注、支持這個獨特的研究所，並祝福大家都賺錢。

（本文原刊載自《出版界》，時間為2005年，今已由編輯室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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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東發所長專訪/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

文／萬麗慧 南華大學華文出版趨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北大教授看兩岸出版

前言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代出版研究所蕭教授兼所長，於94學年第一學期應邀到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教授「中國圖書出版史」。蕭在台停留期間，曾受邀參觀台灣地區許多重要的出版單位，並親身體驗了兩岸出版環境與出版教育的異同。本文乃針對肖東發在台灣期間，對台灣的出版產業及出版教育環境所做的觀察做出專訪。

兩岸出版產業的差異

大陸過去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出版社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近年來正朝向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許多出版社紛紛改制成公司或企業，但事實上除了科學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試點單位外，大部分的出版社目前仍動作緩慢並沒有實行 規範化的董事會、職業經理制或股份制，這和台灣地區完全的市場經濟制度有著較大的差異。且由於出版社在大陸仍是政府特許的行業，目前外資並無法介入出版編輯的上游作業，仍需要透過與大陸當地的出版社合作的方式，才能進入大陸地區的出版印刷和發行市場。因此整體說來，大陸的出版業雖已漸漸朝向市場經濟的方向邁進，但要到真正的落實，卻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來到台灣，「誠品書店」自然成為觀察台灣出版產業的重點。對於「誠品」，蕭表示，大陸地區整體而言，在銷售方式的靈活度上較不及台灣，像「誠品」營業時間24小時的做法就是一個例子。在閱讀的環境上，在大陸地區部分大城市裡也有一些超級大書城，但在讀書氣氛的營造上就比不上台灣，但蕭也提及，現在大陸有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書店，像是北大附近的「萬聖書園」、「風入松」，上海的「季風書店」，廈門的「光合作用」都是例子，只能說整體而言書店的水準沒有台灣平均。而其中最令蕭印象深刻的，卻不僅是「誠品」優雅的硬體裝潢，蕭表示，台灣的書店、圖書館的服務人員，態度都十分的親切和大陸地區的服務人員的水準相較於台灣仍有不小的落差。
在書籍的行銷活動上。蕭表示，基本上感覺得到台灣地區書籍的行銷呈現活潑而多元的面貌，各出版社或是通路都積極利用各種可能的管道發表新書的訊息，但是在大陸，除了部分出版社，像是中信出版社，因職事者「海歸派」的背景，帶來一些創新的銷售手法，像《誰動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就是被中信出版社炒到火紅的暢銷書，但就一般的出版社而言，銷售的方式多半並無特殊之處，整個產業的行銷活動可說是全賴幾個出版人或是單一的出版社各自表現。
蕭認為，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出版產業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物流。在台灣可能是因為地方不大的原因，加上密佈各地的便利商店和連鎖書店，只要新書一上市，幾乎在全台灣都可以看到。但在大陸不同，目前除了在大都市內的網路書店可以達到令人滿意的取書速度，如：在北京環線（縣）內訂購網路書店上的書。大部分的情況是，讀者在南方可以買到的書，在北方就不見得買得到，原因除了是因為物流的不發達，各地方出版社的地方保護意識，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例如：在遼寧省內的書店，就一定會先放上遼寧出版社的書籍，之後才會考慮到放置外地出版社的書籍，這些因素造成書籍流通更加困難，讀者在找書和買書上十分的不方便。
在出版的內容上，可能是蕭本身對於歷史的愛好，讓他在接觸到新文豐出版社關於敦煌文化所做的努力時有特別的感動，他表示在新文豐看到有些與敦煌有關的出版品，是他在大陸都沒有看到過的，十分珍貴。蕭十分稱許新文豐出版社的高道鵬總經理對傳統古典文獻出版的執著，他認為出版應有傳承文化的責任，出版應該回到出版的本意，而不是一味的討好市場。

兩岸出版教育的差異

在出版教育上，大陸地區的編輯出版學教育是20年前在胡木同志的建議下拉開序幕，1985年首先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建立編輯學專業開始招生。其後的十多年間，維持常年辦學的院校也逐步發展，教學層次更是由大專、大學到研究生不斷的提高，教學課程體系也由不完備到逐年走向成熟。1998年，國家教育部調整大學部的專業目錄，在一級重點學科新聞傳播學之下，將編輯出版學列為二級重點學科。從此以後，編輯出版專業教育就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據不完備的統計，到2005年9月，全國高等學府設立編輯、出版、發行等專業的院校已有93家。但今日的出版產業已經進入傳媒整合的時代，21世紀的編輯出版業需要的是更高層次的人才，人才培養的目標不再僅是於能夠管理一個工作室、出版社和期刊社報社，更是能夠橫跨文化產業多項媒體的人才，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持續的學習能力、高遠的戰略視野和宏觀謀劃能力，還要有強烈的開拓精神和卓越的創新能力；既是學者型的出版文化人，又是善於經營管理的企業家。因此，出版產業對編輯出版專業研究生教育有著很高的企盼。
但目前大陸編輯出版學研究生的教育發展卻面臨了一些如下的主要問題：1.辦學點的專業歸屬不明。目前大陸編輯出版學的科目，多半是附屬在傳播學、新聞學、圖書館學、中文、歷史學等科目下。2.重複設點、浪費資源。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的編輯出版學科，都出現分別設立在同一所學校的不同科系的現象，是資源的重複浪費。3.教學內容缺乏特色，且多半以教授專業基礎知識為主體，缺乏對新理論成果和實踐技術的介紹。面對這些問題，為了爭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和獲得應有的重視，很多人正積極推動將編輯出版學列入研究生學科的專業目錄中，並期能構建以編輯出版為核心的課程體系，此外，對於師資的培訓和優質教材的編寫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藉由此次應邀至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學所客座的機會，蕭有些自己在實際教授的心得上。肖東發觀察到，目前南華在職專班的碩士生，因為很多學生都已經具有出版的實務經驗，比較能在論文中將理論和實務充分結合，這是很好的現象。一般生的碩士班學生，則大部分是跨領域學習。這和大陸的情況也是相同，大學部念的是出版專業，到研究所階段仍繼續研習出版的並不多見，反而是異業來學習的比較多，但是同樣是在招收學生，如果是新聞系所或是傳播系所在招學生，學生的數目仍會明顯較報考編輯出版學的學生多出許多，這是在大陸普遍的現象。

攜手合作共創華文市場

目前全球各地都掀起了一股華文熱，可確定的是，未來不論在經濟或在文化上，華文市場都將是一塊不容忽視的主要市場，為了迎接大華文市場的到來，蕭非常鼓勵兩岸可以用各種方式展開多方面的合作。在出版產業上，兩岸的交流原本已是十分頻繁，但除了常見的版權買賣的合作，蕭建議可以用合作出版的方式，主要是因為目前大陸地區像深圳一帶的印刷品品質，已經具備了國際級的水準，相關的圖書設計人才也都並不欠缺，台灣如果與大陸出版社合作出版開發好的選題， 只需要派人過去負責前端的企劃工作，後端就直接在大陸的上海、深圳等地完成，不需要拿回台灣來編輯或印刷，這樣可以降低不少成本。而在出版教育上，目前台灣早已經有不少學生，紛紛前往大陸地區研習編輯出版學相關的科系。從產業到學界更多方面的合作，確實能加速華文出版市場的興榮。

原刊載於《出版界》第75、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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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汨汨不絕於出版─資深出版人蘇拾平專訪

文／謝詠涵 文字工作者

你有沒有發現，近來關於談論出版技術、出版經驗、出版閱讀等類的書籍越來越多，各不同單位舉辦的出版講座或出版論壇也日益頻繁，可見得出版人對於繼續教育的高度需求，以及對於出版產業整體認識與教育訓練的需求日殷是不容置喙的。而資深出版人蘇拾平以其個人於業界多年的實戰經驗與觀察所講述的出版課程，也總是吸引了許多出版人的目光，對於這樣一位努力投入出版公共財的資深出版人而言，他是怎麼看出版教育的呢？

從出版前線到出版教育

就在資深出版人蘇拾平宣布要作為出版公共財沒多久，「出版經營的十二堂課」就推出了，這是蘇拾平自2005年4月27日以來，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三下午，針對出版人每天都會碰到的問題，提供一個紮實的實務基礎與思考線索，持續至2006年的3月為止的系列課程，以勾勒出一幅屬於出版產業的經營樣貌。

自謙未受過一天正式的出版教育或訓練，也沒有經過師徒制承襲過去的出版經驗，因而他對於出版的經驗或技能的學習乃以實戰為師、以經驗為師、以疑惑為師、以錯誤為師，在實際的碰觸中去思索正確的做法，在實戰對應中去掌握該怎麼做的訊息，在失敗與錯誤中去找教訓，在很多持續的疑問或疑惑中去一點一滴找答案，在出版經營中找心得。除了這樣的現場自我訓練外，蘇公也會藉由聽別人演講來協助自我思索。這就是他這一路走來悠悠數十年的自我教育方式，很實戰，也很臨場，更是一位用功的出版人面對出版現場時的態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使他開始把自我的出版經驗或是出版心得整理出來，希望能夠嘗試做個公共財，提供給後進參考。之所以不稱為出版教育，他還是強調過往的歷程──一方面沒經歷過，所以對於理論不敢置喙，也不敢詮釋出版教育是什麼，他真正比較在意的是，圖書出版職前的訓練培育或在職的訓練培育。

過去的那段美好與現在的自我期許

台灣在過去經歷了一段美好的、非常有創造力的、繁花盛開的歷程，也就是過去這10~20年來的時間，這是一些出版人全心專注的投入結果，但是這些投入大部分都是個人的，出版界間的聯繫反而不多，因為整個圖書出版業其實是非常缺乏有效的公共平台，也非常缺乏所謂職前的出版教育，所以過去都是靠個人的專注和經驗。

出版人當然也有所謂的師徒制在傳承，但這種傳承太過「經驗的累積」，經驗的限制性與困難在於──經驗太個別，經驗不容易轉換或傳承，也不一定能轉換或傳承，是局部的不能應對未來狀況，因著所面對的情況、類型、領域、形式等的不同而使得移轉不易，所以多數的師徒制靠的是個別領悟，因為經驗是跟個人方式而來，又因為每個人的個性或工作不同，有人積極有人謹慎，有人考慮較多有人較有膽識與勇氣，因著這些不同，所以使得師徒制是否能夠領進門，成為傳承上的未定數。

此外，經驗由於太少機會被討論與交流，所以無法被歸納出共同可為依據、可面對未來的線索或觀點，整理出教訓或方法，這些業界的問題與出版人的需要，就是現在蘇拾平對於台灣出版界最感關心的事。

目前業界有的組織，無論公會或協進會，較沒有長期的關注使經驗作交流，所謂的交流是為了生意機會，頂多是訊息的交換，相對比較沒有系統與持續力。直至近幾年才有為了公共的權益事項，如出版品分級制、國際書展的參展，這些平台當然也要靠業界的領導者、前輩來主持或帶領下才能完成，但是屬於所謂出版研討會的形式、時間或次數都顯得不足或不夠深入，這是現在狀況比較缺乏的。

他把自己定位在公共財，是一種個人的立志與期許，這需要有能力與價值，所以他決心從自己開始，因為大部分的出版人都還在崗位上忙碌，相對的比較沒有時間、餘力空出完整時間來整理，而恰巧在城邦出版集團的制度方向都上了軌道，才有機會從第一線退下來，整理歸納有系統的貢獻出來。他努力的從自己做起，思索著能夠加入什麼、促成什麼、邀約什麼、聚集什麼，才有了出版經營講堂，出版經營的十二堂課的來歷，是因為有野人獻曝、拋磚引玉，先從他自己能做的做起。

我們所需要的出版繼續教育

有了這些期許，接下來他整理出當前台灣出版的職前或在職，所需要的訓練或培訓應該包括三個部分：屬於出版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與經營技巧。

1.出版的專業知識：
也包括一般知識。專業知識隱含了兩個部分，包括在職訓練與培育的通識課程，所謂的專業知識是跟出版有關的專業知識(而非指出版領域的專業)，這個專業知識是屬於出版的知識，如出版的歷史、出版的演進、出版本身的編輯知識、印刷知識、材料的演進等專業知識。

2.出版的專業技術：
如編書的技巧、印刷的技術、出版發行的技術等，有時候是step by step的技術或方法，是與時俱近、工具不同的，如最早的鉛排，到現在電腦上解決一切，裝禎的最新技術、出版的隨取印刷等。

3.出版的經營技藝或技巧：
因為技藝是有經營上的想法、觀念、運用之妙，這些東西需要融會貫通，有些項目也需要被提示、啟蒙，使之了解為什麼做出版、出版該怎麼進行的想法與依據。

目前所開設的「出版經營十二堂課」屬於第三部分，第一通識的部分需要學界去蒐集與研究，第二出版專業技術則有人很在行，如陳穎青，所以蘇拾平集中過去十多年來自己的出版遭遇，包括所有美好的、困惑的、變動的、躬逢其盛的經歷，把這些跟經營有關的想法、困惑、經驗、對付這些問題思考的脈絡試圖整理出來。

談經營的技藝最關鍵的是該怎麼想，而不是該怎麼做，目前業者所面對的是不知道該怎麼想，他認為大部分的出版人都不知道對錯，也因為不知對錯，所以沒有做對或做錯，因此他想要教出版人應該怎麼想，這些是他揭示的路徑，也是他思考時的路徑，而非答案也非唯一的，可能是在聯繫或線索中，是打開而非下結論，這是他在演講中所想做的事情。

思考的十個路徑

在工作的實況現場中其實是紛亂的，有些是直覺，有些是突然的反應，也可能是一種創意，但這些必須是在某些基礎下。很多人都感佩蘇拾平的整理功夫，他也自承在講課時最大的挑戰是去將過去的反應作整理，試圖找到蛛絲馬跡的過程。

他認為這一路走來的出版路並不算順遂，大部分碰到的是沒有軌跡可循的事，或說不知有何東西可參考，感覺到所碰到的問題都是第一次遭遇，所以不知是否夠全面，能在課堂上講的是告訴大家──他可能是怎麼想的，他以為可以怎麼想的，在多次的經歷中找出來，希望能作為他人的借鏡或參考，持續幫別人找答案，而不是給答案，因為給答案是公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這些講堂的題目都是十個路口，因為對於每個題目都是可以啟動的。有時候當你走進一個路口時其實每個路口都可以再分為好多個路口，那表示還沒結束，路口並非只有十個，因為每個路口都是另一個路口的路口，這就是他開設講堂的想法與整理。

出版的選才、用才、留才與育才

就目前台灣的出版人才而言，蘇拾平認為著重的是選才、用才、留才與育才。

在選才上，由於台灣目前並沒有公共的、完整的、現成的機構或平台去提供現成適合出版的人才，所以選才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有其任意性，因為台灣的環境如此，反而這個部分可以相對沒有偏見，所以對於新加入的人才不過就是通才。另一方面關於選才我們是面對一種現實，若以通才來作為選才考慮時，如語言技能、文字技能、學經歷等，事實上有很大的不速配的風險，因為許多人在進到這個行業之前，對出版工作的想像與實際上的作業現場是落差很大的。以一般通才來說，條件較優的人較容易有更多的選擇，比較容易張望，若無法度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或磨難，很容易在短時間離開，所以為何需要通才，這是台灣出版界在選才上經常面對的實際狀況。

目前留在出版界的人，反而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考量後而留下來的，可能是比較接近特質、興趣、熱情而留下來待在這個行業，較少人是因為比較好混而留在出版業的，所以他認為這好像是出版與人才間的一段磨合、彼此試練，一旦通過的人，留下來的反而不太出得去，這是出版人才最常見的狀況。

談到此，蘇拾平露出一種沉浸的神情說：「最近我一直在想，從來沒有一個產業他的生產、產品是永遠追隨不盡，永遠不可能完整了解、永遠可追求、永遠可探求，沒有一種行業的內容和產品是這樣，所以你面對這個行業時使你不得不謙虛，永遠不覺得你已經很有把握了、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所以對這個行業會讓你持續去探險，相對的久了你也覺得你夠驕傲，你沒有辦法再被其他行業所吸引，沒有行業是可以超過這個行業的，這種夠驕傲是因為你以出版而引以為榮的。」這就是一位衷情於出版的資深出版人。

總括對人才的討論，蘇拾平期待的是讓進入的口更大，且要提供對未來進入現場更多元了解的職前培育訓練，才能使人才進來時有心理準備與正確、從容的態度。這些需要三個環節的整理經驗交換，才能踩在彼此的肩膀上走得更久、看得更遠。

行銷操作的四個基礎
再談到台灣目前無論在教育體系或實務界而言，有關出版領域人才之養成，長期以來都過於強調「傳播」的訓練，而忽略「行銷與流通」人才的培育，就這個現況蘇拾平認為，後端的行銷與流通比起一般的行銷或管理其實經驗是更局部，適用範圍是更特殊的，因為出版是創作導向的，就產品被閱讀的消費習慣，其實是最不確定、最難捉摸的，所以出版的行銷工作並非如一般的行銷可以有規則可循。

出版行銷是不太能主導，而是錦上添花、順勢的，不是主導、雪中送炭、扭轉乾坤的，出版的新產品這麼多、命運各異，彼此間的差距不是由行銷來決定，但卻又需要行銷工作來把它揭開，所以行銷的角色是很不同的。但對於其他行業而言，沒有任何一個行業的新產品像出版業這麼多，但是又不能說因為一本書的營業額不多就不做行銷。

出版的閱讀本質與消費規模是非常不同的，每種做法不一定可以複製，常常會出現一種經驗主義或跟其他行業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其他行業認為銷售數字是很重要的，但在這個行業是比較不注意的，而是注意結帳，這些因為大家憑經驗作書，而不是憑數字作書，所以出版界不論作業務、通路或行銷，大部分會導果為因，所以這是需要被打通、被釐清之後才會聯繫得起來，有了聯繫才會知道怎樣對應。

所以回到出版的行銷教育來說蘇拾平認為，應該要有在職與職前整體的了解，因為行銷會被忽略是因為創作導向、生產導向，所以行銷容易蕭規曹隨，比較沒有操作空間，行銷人能做的事若不積極去想，其實是不多的。但這中間也有很多是長期的誤解和錯誤，如編輯是生產、賣書是行銷，這是錯誤與迷思。

他一再強調，談行銷要從幾個角度、特性來下手，一是強調行銷守則，才知所進退，二是強調行銷工具，三是強調負面表列，也就是常犯的錯(如：賣書是行銷的事？對行銷而言有人以為是市場導向？現在這種書市場不看好……)，四是常見的迷思，有些東西不能這麼快下結論，所以，他是從這四個方向談行銷，這四個面向對於行銷來說要有個基礎。

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今天，出版業競爭的核心內涵可以說是「腦力」的競爭，更是一場創意與創新的競爭，由以上資深出版人蘇拾平的專訪，我們看到了他對於出版基本功的看法，對於如何培養一位優質出版人也提供實際的想法，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能有更多這樣具熱誠與熱情的出版人繼續加入，一起再來驕傲與謙虛。

原刊載於《出版界》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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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如何成為流行-白佩玉

白佩玉/南華大學華文出版趨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這一週來，好幾項關於推廣閱讀的活動接連開跑，紛紛在媒體上密集曝光。有來自地方政府的規劃，也有來自民間企業與文教基金會聯合的力量。之所以會如此密集地提倡閱讀，乃是因為婦幼節的到來。當出版同仁常埋怨出版市場的大環境不好，閱讀風氣低迷的同時，「培養下一代多閱讀」，儼然是十分有遠見的作法。

的確，閱讀習慣要從小培養，而閱讀風氣也是需要被帶動的。但或許不該只針對兒童，我們這些大人捫心自問，能保有閱讀習慣的人還有多少呢？

個人認為閱讀的種類，可簡單分為文學及非文學兩種：所謂非文學，指財經企管、保健、考試參考用書、教科書等等相關書籍，閱讀非文學的人，通常較具有特定目的性，大部份的自修自習，皆為此類；相反地，閱讀文學的人，往往才是將閱讀當作樂趣的人，是純粹為閱讀而閱讀。在較沒有閱讀文化的環境裡，人們的閱讀多是為了特定目的，例如為了通過考試，或者為了獲取特定知識而不得不讀。但在具有閱讀文化的環境，通常閱讀文學的人較多，且將閱讀當作是生活的一部份，是一種娛樂，也可打發時間。

說到時間，對分秒必爭的現代人而言，「花時間看書」已成了奢侈的享受。因為在時間的分配上，牽涉到「機會成本」的問題：當你在看書的同時，有人在為生存努力，有人在利用這時間賺更多錢，究竟看書是不是浪費時間的事？也因此人們可能較容易選擇看「對自己有幫助」的書，如此較能說服自己「看書是要充實自己」，雖然看的不一定是「自己想看」的書。仔細想想，有點可悲。

話說回來，看書時間變少了，也是因為閱讀習慣受到其他娛樂刺激的替代。一個人的閒暇有限，看電視、上網、打電玩分割了閱讀的時間；況且娛樂開支消費有限，看電影、買音樂CD的消費也間接影響了買書的預算。換句話說，在今日，圖書產業的競爭不僅存在於業內，更大的競爭對手來自於其他娛樂產業。

最近深刻感受到一個現象：在台灣，看一場電影與買一本書的代價成本是差不多的，約在二八○元上下；然而在英美等閱讀風氣興盛的國家，買書的代價卻比看電影要高出許多。

例如在英國，一張電影票為五．五英磅（約台幣三三○元），但一本文學類的平裝書，一般訂價為六．九九磅（約台幣四二○元），若為精裝本的非文學類書，一般訂價則更高達十六．九九英磅（約台幣一○二○元）；而在美國，電影票為五．五美金（約台幣一八○元），而一本翻譯中文後訂價為二八○元的書，原文版訂價則為十二．九五美金（約台幣 四二○元）。由此可見，雖然在英美書比電影票貴，但人們買書的意願仍高，接受書的價值高於電影票。

就台灣市場而言，一般大眾書的價格多介於二○○至二九九元之間，有些則比看一場電影更便宜。然而，台灣閱讀人口卻遠不及看電影的人口。這是價值選擇思考的矛盾點：聲光視覺刺激的兩個小時，或靜靜品味閱讀的一個下午。

或許，閱讀與看電影之間，在於「獨樂樂」與「眾樂樂」的分別。例如電影經過媒體宣傳後成為人人皆知的話題，且看過電影的人無論在網路社群裡或現實生活中，也容易遇到可以相互討論感想的對象。看書則不然，因為書種多元，選擇性多，個人可依自己的偏好選書，所關心的主題不同，則較難遇上看過相同書的知音，當無法引起他人的共鳴時，則較難蔚為風氣，推廣閱讀的困難點正在於此。

今日當政府及企業推動「共讀」，讓大家重視到「閱讀」的重要性，這才是國家人才培育的深耕方法。若說要拼經濟，我們拼的應是「知識經濟」！畢竟閱讀不是一種外顯的習慣，而是內化的尊貴氣質。社會上有推廣閱讀的動能存在時，我期望能夠帶動流行，塑造出台灣的閱讀文化。

（原刊自2006.04.09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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